别了司徒雷登 中国从此放弃幻想准备斗争

节制西北,四川、云南、贵州也分别由各省主席控制……这期间,美国必须保持政策的灵活性。无论谁统治中国,都需要外援,而美国是目前唯一可以依赖的外援提供者。由此出发,我们就能在美国利益所在的地区的局势更为明朗的时候,利用我们的这种地位左右形势。”
  出于对美国利益的维护,司徒雷登试图在中美关系微妙转折的过程中发挥主动性,最后却悲剧性地成了任人宰割的替罪羊。有着类似命运的“知华派”远不止司徒雷登一人:
  哈佛大学教授、著名学者费正清,在麦卡锡主义的狂热下,被扣上“红帽子”,《时代》周刊称其是“共产中国长久以来的辩护者”,FBI对他的调查报告多达1000多页;
  约翰·谢伟思,在国共内战时建议美国在援助上“两面下注”,并多次建议不要出于意识形态放弃与中共接触, 最终被逮捕,尽管最终讨回公道,但他传奇的外交生涯就此断送,在纽约靠着40岁后学到的手艺糊口;
  甚至连参与过美国对华事务的马歇尔、艾奇逊,也没有得以逃脱。
  美国从来不缺中国问题专家,这些在重大历史关口为美国谋划利益的人,却绊倒在美国自身的体制性缺陷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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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司徒雷登离开中国,白皮书发表,中美对话大门彻底关闭。
  积贫积弱的中国面临着更加险恶的国际环境,有人感到遗憾,也有人沮丧。
  但有一个人,表达了无限的豪迈和乐观:
  “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。封锁吧,封锁十年八年,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。中国人死都不怕,还怕困难吗?老子说过:‘民不畏死,奈何以死惧之。’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,对于我们,不但‘以死惧之’,而且实行叫我们死。闻一多等人之外,还在过去的三年内,用美国的卡宾枪、机关枪、迫击炮、火箭炮、榴弹跑、坦克和飞机炸弹,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。现在这种情况已近尾声了,他们打了败仗了,不是他们杀过来而是我们杀过去了,他们快要完蛋了。留给我们多少一点困难,封锁、失业、灾荒、通货膨胀、物价上升之类,确实是困难,但是,比起过去三年来已经松了一口气了。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,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?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?”
  这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《别了,司徒雷登》,它的作者是毛泽东。
  与美国打交道的长久痛苦经历让中国人意识到,美国的决策形成机制决定了它难以迈过意识形态的鸿沟,一旦它感受到潜在的威胁,它最紧要的是妖魔化这一威胁,体制惯性将会推着它,把理性的、符合国家利益的、甚至双赢的政策建议统统扔进垃圾筐。
  因此,在司徒雷登离开中国后,毛泽东还提笔写下了另外一篇文章:
  丢掉幻想,准备斗争。
  本文特别致谢外交学院李海东教授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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